广州人民公园 同性恋的“秘密花园”
这里是他们的“王国”,“臣民”都是男性,没有领土,只是一处精神家园。
他们的“王国”狭窄得可怜,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,南北两个公厕之间,约200米长的绿荫小径。一排排石凳旁,矗立着小叶榕、玉兰树,枝叶遮天,落下斑驳光影。他们用眼神寻找志同道合者。开放而又隐晦,直率而又暧昧。这就是人民公园同性恋聚集地,应该是广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。
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“渔场”,钓“鱼”的场所,驻足于此的人,背后都有一段历史,他们藏起身世,改用“艺名”或昵称,在这儿寻找短暂或长久的快乐。
现在,“王国”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。
隐形岁月一听到脚步声,如同受惊的麋鹿,迅速分开两头跑。
5月10日下午,老黄顺路去了人民公园。他在小道上转转,凝神瞧瞧下棋的、打牌的。走累了,坐在石凳上。
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,老黄回应了一个微笑。他挨着他坐下,两人聊起家常,说说笑话。不远处的一些石凳上,也坐着成对男子。
这是“渔场”最常见的场景。在尖锐的世界之外,这儿没有家庭压力、同性禁忌。“放松”,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。
50岁的老黄削瘦,至今未婚。他大部分时间蜗居家中照顾老母亲,伺候一日数餐,两天换洗一次尿湿的被褥。他觉得亏欠父母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一个月前,他刚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,后者要结婚了,这也是他一开始就规劝的:“你是家里的独子,一定要结婚。”2000年,老黄开始逛人民公园。这里是广州的历史地标,1918年,孙中山倡导建成市立第一公园,后改名为中央公园,1966年改成现名。1999年,公园拆除围墙,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,也才真正扩大为同性恋聚集地,原因已经无法细究,但也只占了公园两百分之一的角落。
阿刚更早知道这个“渔场”。1987年,他“糊里糊涂”结婚第二年,有朋友告诉他,要认识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园。是那种朋友吗?他问。是的。
那年,恰好人民公园雕塑群落成,有鲁迅头像等6座。园内保持着最初的法式建筑风格,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。当时,公园收门票,1角钱/人。
他做贼一般溜进公园,偷偷打望。在小树旁,他看到一些男人成双靠在一起,拖着手,压低嗓音聊天,一听到脚步声,如同受惊的麋鹿,迅速分开两头跑。
1980年代,这不叫同性恋,属“流氓罪”。“那个谁不就被抓去劳教吗?”阿刚努力回忆圈内典故。如同白先勇小说《孽子》描写那般:“在我们的王国里,只有黑夜,没有白天。天一亮,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。”一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,才有学者涉足同性恋:在上海,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,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;在北京,从美国回来的李银河把“性别和性”作为主要研究方向。
当时信息闭塞,阿刚只为在人民公园发现那么多朋友而心跳不已。他老惦记着,一下班就去。“在那儿很放松,跟过节一样,在家跟老婆一点语言都没有。”像从事地下工作,有男人不紧不慢跟着阿刚到没人的角落,紧几步上来问,你吃饭没有?或者,借个火,问个时间。
第一次被邀请吃饭,阿刚不敢去,他留下了BP机号码。后来电话联络,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。
阿刚讲述得很平静。老黄也一样。他们从一开始便洞察,特殊的感情会无疾而终,也不再去纠缠其中的痛与苦。好像人民公园,时光荏苒,新面孔变成老面孔,老黄还是愿意有空去逛一逛,仿佛是到一个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叙叙旧。
纯真年代“公园里是我的天堂,没有了,我都不知道去哪里?”2000年11月11日,艾丽斯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时,“流氓罪”年代已褪去,他转了几圈,有男人在拥抱、亲吻,还有一对男人在哭泣,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了。
1990年代末,同性恋渐成社会话题。李银河的《同性恋亚文化》正热卖,艾丽斯买了一本,交钱时不敢把封面冲着收银员。这本书暗示他“渔场”特征:有公共厕所,人群热闹。书里还告诉他,同性恋是正常现象,并非犯罪。
37岁的艾丽斯原在市郊开发廊,搬到市区卖早点后,他成了公园常客,一晃8个春秋。
人民公园的初春,大叶榕枯黄又抽绿,北边的红棉树开花了,整个公园漾着香气。夏天了,黄色的芒果熟了,行人用矿泉水瓶、竹竿敲下果实。到了秋天,白色桂花开。
艾丽斯生命却一度充满灰色。他自杀过3次,未遂。他喜欢上了抽烟,一天两包。“公园是我的天堂,没有了,我都不知道去哪里。”他说。
公园里自娱自乐的项目渐多,下棋、唱歌、打羽毛球、踢毽子……有些人推来CD机和扩音器,5毛钱一首歌。大概2005年,涨到了1元。摊位太多,最后变成了互相飙歌,公园管理者不得已限制了区域和时间,现在,周末时才能听到狂野的卡拉OK了。
心情愉快时,艾丽斯和圈内朋友会去唱几首。他唱粤剧、流行歌曲,喜欢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,曲调幽怨,有时流着泪唱完这首歌。
他们用的是女声,男女合唱时,一些路人乍听吃惊,却也鼓掌:男儿声竟能如此阴柔。
人民公园的同性恋圈子名声渐隆。旧“渔场”经常被执法部门驱赶,也开始转移到这儿。2000年代初,可能是同性恋聚集最密的那几年。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,郊区、周边城市的同性恋都聚集在此。外国人也知道这个点,艾丽斯见过一个老外,金发碧眼,大腿上刺着“珠江啤酒同性恋”,他用蹩脚的英语打趣:“Can I kiss you?”“Yeah!”老外指着自己的脸颊。
年轻的同志们开始学会了上网,交友不再依靠“渔场”。许多老年人怀念着这段时光,“那时候很纯。”他们与公园保安相安无事,“他们只是负责拔拔草什么的。”艾丽斯说。
流浪歌手治安员喊着:“清场了,走啦走啦!”治安员走了,他们又回来了。
他们的“王国”狭窄得可怜,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,南北两个公厕之间,约200米长的绿荫小径。一排排石凳旁,矗立着小叶榕、玉兰树,枝叶遮天,落下斑驳光影。他们用眼神寻找志同道合者。开放而又隐晦,直率而又暧昧。这就是人民公园同性恋聚集地,应该是广州乃至珠三角最大的同性恋聚集地。
他们管这样的地方叫“渔场”,钓“鱼”的场所,驻足于此的人,背后都有一段历史,他们藏起身世,改用“艺名”或昵称,在这儿寻找短暂或长久的快乐。
现在,“王国”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节点。
隐形岁月一听到脚步声,如同受惊的麋鹿,迅速分开两头跑。
5月10日下午,老黄顺路去了人民公园。他在小道上转转,凝神瞧瞧下棋的、打牌的。走累了,坐在石凳上。
一名陌生的中年男人走到跟前笑了笑,老黄回应了一个微笑。他挨着他坐下,两人聊起家常,说说笑话。不远处的一些石凳上,也坐着成对男子。
这是“渔场”最常见的场景。在尖锐的世界之外,这儿没有家庭压力、同性禁忌。“放松”,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。
50岁的老黄削瘦,至今未婚。他大部分时间蜗居家中照顾老母亲,伺候一日数餐,两天换洗一次尿湿的被褥。他觉得亏欠父母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一个月前,他刚和同居3年的男性朋友分手,后者要结婚了,这也是他一开始就规劝的:“你是家里的独子,一定要结婚。”2000年,老黄开始逛人民公园。这里是广州的历史地标,1918年,孙中山倡导建成市立第一公园,后改名为中央公园,1966年改成现名。1999年,公园拆除围墙,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,也才真正扩大为同性恋聚集地,原因已经无法细究,但也只占了公园两百分之一的角落。
阿刚更早知道这个“渔场”。1987年,他“糊里糊涂”结婚第二年,有朋友告诉他,要认识更多朋友就去人民公园。是那种朋友吗?他问。是的。
那年,恰好人民公园雕塑群落成,有鲁迅头像等6座。园内保持着最初的法式建筑风格,也散落不少西洋雕塑。当时,公园收门票,1角钱/人。
他做贼一般溜进公园,偷偷打望。在小树旁,他看到一些男人成双靠在一起,拖着手,压低嗓音聊天,一听到脚步声,如同受惊的麋鹿,迅速分开两头跑。
1980年代,这不叫同性恋,属“流氓罪”。“那个谁不就被抓去劳教吗?”阿刚努力回忆圈内典故。如同白先勇小说《孽子》描写那般:“在我们的王国里,只有黑夜,没有白天。天一亮,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。”一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一年,才有学者涉足同性恋:在上海,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两万人的性文明调查,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;在北京,从美国回来的李银河把“性别和性”作为主要研究方向。
当时信息闭塞,阿刚只为在人民公园发现那么多朋友而心跳不已。他老惦记着,一下班就去。“在那儿很放松,跟过节一样,在家跟老婆一点语言都没有。”像从事地下工作,有男人不紧不慢跟着阿刚到没人的角落,紧几步上来问,你吃饭没有?或者,借个火,问个时间。
第一次被邀请吃饭,阿刚不敢去,他留下了BP机号码。后来电话联络,这段关系维持了两年。
阿刚讲述得很平静。老黄也一样。他们从一开始便洞察,特殊的感情会无疾而终,也不再去纠缠其中的痛与苦。好像人民公园,时光荏苒,新面孔变成老面孔,老黄还是愿意有空去逛一逛,仿佛是到一个心照不宣的老朋友家叙叙旧。
纯真年代“公园里是我的天堂,没有了,我都不知道去哪里?”2000年11月11日,艾丽斯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时,“流氓罪”年代已褪去,他转了几圈,有男人在拥抱、亲吻,还有一对男人在哭泣,这些都已不再是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了。
1990年代末,同性恋渐成社会话题。李银河的《同性恋亚文化》正热卖,艾丽斯买了一本,交钱时不敢把封面冲着收银员。这本书暗示他“渔场”特征:有公共厕所,人群热闹。书里还告诉他,同性恋是正常现象,并非犯罪。
37岁的艾丽斯原在市郊开发廊,搬到市区卖早点后,他成了公园常客,一晃8个春秋。
人民公园的初春,大叶榕枯黄又抽绿,北边的红棉树开花了,整个公园漾着香气。夏天了,黄色的芒果熟了,行人用矿泉水瓶、竹竿敲下果实。到了秋天,白色桂花开。
艾丽斯生命却一度充满灰色。他自杀过3次,未遂。他喜欢上了抽烟,一天两包。“公园是我的天堂,没有了,我都不知道去哪里。”他说。
公园里自娱自乐的项目渐多,下棋、唱歌、打羽毛球、踢毽子……有些人推来CD机和扩音器,5毛钱一首歌。大概2005年,涨到了1元。摊位太多,最后变成了互相飙歌,公园管理者不得已限制了区域和时间,现在,周末时才能听到狂野的卡拉OK了。
心情愉快时,艾丽斯和圈内朋友会去唱几首。他唱粤剧、流行歌曲,喜欢梅艳芳的《女人花》,曲调幽怨,有时流着泪唱完这首歌。
他们用的是女声,男女合唱时,一些路人乍听吃惊,却也鼓掌:男儿声竟能如此阴柔。
人民公园的同性恋圈子名声渐隆。旧“渔场”经常被执法部门驱赶,也开始转移到这儿。2000年代初,可能是同性恋聚集最密的那几年。一般周末下午人最多,郊区、周边城市的同性恋都聚集在此。外国人也知道这个点,艾丽斯见过一个老外,金发碧眼,大腿上刺着“珠江啤酒同性恋”,他用蹩脚的英语打趣:“Can I kiss you?”“Yeah!”老外指着自己的脸颊。
年轻的同志们开始学会了上网,交友不再依靠“渔场”。许多老年人怀念着这段时光,“那时候很纯。”他们与公园保安相安无事,“他们只是负责拔拔草什么的。”艾丽斯说。
流浪歌手治安员喊着:“清场了,走啦走啦!”治安员走了,他们又回来了。